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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友梅
来源:    日期:2010-11-29  [ 大 中 小 ]
 
萧友梅:中国近现代音乐的“保姆”

  萧友梅

  1922年10月,在萧友梅的提议下,北大成立了小型管弦乐队,并由萧友梅担任指挥。

  1926年夏,萧友梅(左六)、冼星海(后排左六)在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合影。

  古旧的“萧宅”依然存在,但却无法证实此处就是萧友梅的故居。

引言

他创办了中国近现代第一个音乐教育机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科。他组织了中国第一个管弦乐团——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团。他缔造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他是中国新音乐运动最大的倡导者和贡献者,同时,他也是中国第一首室内乐、第一首管弦乐、第一首铜管乐、第一首大提琴独奏曲的作者。有人说他是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之父、之先驱、之奠基人,其实,他更是呵护、培育、捍卫中国近现代音乐的“保姆”。他就是中国音乐教育家、作曲家——萧友梅。

 

萧友梅大事年表

●1884年1月7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石岐兴宁里(今中山市石岐区)。

●1889年:随家迁居澳门,入灌根草堂学习。

●1900年:赴广州入时敏学堂,受新式教育。

●1901年:自费赴日本留学。

●1906年:由孙中山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9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毕业,旋即返国。

●1910年:赴北京保和殿参加留学生毕业殿试,获得“文科举人”证书。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担任孙中山临时总统府秘书。年底,公费赴德国留学。

●1913年:入门德尔松和舒曼创办的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同年入莱比锡大学哲学系学习。

●1916年:取得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入柏林大学哲学系及施特恩音乐学院学习。

●1920年:回到祖国,受聘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同年,创办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科。

●1922年:参与改组“北大音乐研究会”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

●1928年: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正规的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国立音乐院,该院后改制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任校长。

●1940年12月31日:病逝于上海。

在历史面前,我们都应该是心怀敬畏的观者与聆听者,同时,我们还应该是忠实的记录者与转述者,我们有责任去了解历史的真相,我们更有义务将它们转告他人。

我们当然也是历史的找寻者与参与者,因为西谚有云:今天即历史。六月的南粤,热浪袭人。顶着炎炎烈日,记者来到了中山市石岐兴宁里寻访我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奠基者——萧友梅的故居。

从孙中山纪念堂沿着繁华热闹的商业街行走,我们逐渐走进了历史。和宁里、盈宁里……就是找不到萧友梅故居所在地——兴宁里。记者一边走,一边向当地人打听萧友梅故居的所在,然而得到的答案无一例外的都是“唔知”。于是,我们只好换了一个问法:“请问萧家祠在边度?”据说萧友梅的故居旁有一个历史很悠久的萧家祠堂。

这样的问法果然收到了成效,在一位热心老人的指点下,我们在孙文西路新华书店的一个毫不起眼的小路口拐入一条小巷,这里就是兴宁里。尽管和商业街只有咫尺之遥,而此处却没有街市上的热闹繁华与喧哗吵闹。一条窄窄的不长的街道弯弯地向前延伸,两边都是些残败的老式房子,屋顶的灰瓦、墙上的青砖都显得格外宁静与悠远,而那上面的青苔则是前尘最好的见证者。

眼前的一座拥屋十数间的大宅早已破落不堪,在大门口两台空调外机的缝隙间,我们隐约看到了“萧宅”二字,但这依旧无法证实此处就是萧友梅的故居。走进大宅一打听,这里的主人早已搬走,如今房间租给了十多户外地来中山做生意、打工的房客。问起萧友梅,无人知晓,就连一位声称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七旬老伯也很茫然:“萧友梅?是咀香园的么?”咀香园是从兴宁里走出的杏仁饼老字号,据说故主也姓萧,然而,此萧非彼萧也。

穷尽一天时光,我们依旧无法找到萧友梅的故居。在悻悻离开之际,一个感觉油然而生:相比起百年里岭南涌现出的政界、商界名人那些被翻修一新以供后人瞻仰的故居,作为文化名人的萧友梅却为很多人或遗忘或忽略,不免让人唏嘘不已。随即,记者有了一个疑问:萧友梅当年弃政从艺时想到过自己的身后是如此荒芜与悲情吗?他会有一丝悔意吗?

窗外的风琴,让他与乐结缘

我们的答案要从124年前的往事中寻起。

1884年1月7日,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的一位名叫萧煜增的私塾老师家中添喜,他的妻子为他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萧煜增早年中过前清的秀才,后以塾师为生,他给新生的儿子起名乃学,典故出自古句“乃学与仕”。后来,他的儿子自改其名,变乃学为友梅,想必更是想表达自己对梅之清雅俊逸、冰清高洁的爱慕。

萧友梅自幼跟着父亲学习古文,然而他的父亲却更希望儿子遵循中国知识分子“易子而教”的规矩,所以在萧友梅5岁时,父亲带着他移居澳门,入倾向新学的儒生陈子褒所办的“灌根草堂”学习。这里除了教授四书、算术外,还能学到英文、日文,由此,萧友梅不仅打下了很好的旧学根底,还在外语方面得到了较好的培养。

移居澳门三年后的一日,萧家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一位名叫孙文的医学博士。同为香山人的孙文与萧家是世交,大萧友梅整整18岁,萧友梅对他行的是世叔之礼。很快,孙文在澳门挂牌开起了诊所,从此两家过从愈发亲密,萧友梅也对这位热情、博学的世叔非常钦佩。

同时,音乐也开始与萧友梅结缘,当时,萧家近邻有一位葡萄牙神甫常在家里弹奏风琴,从窗外飘进的那优美的琴声令萧友梅陶醉,也让他兴起了学习音乐的年头。1898年春,广州开设了第一所洋学堂——时敏学堂。一年以后,16岁的萧友梅来广州入时敏学堂学习,全面接受新式教育。其中,“唱歌”也是正式课程之一,每每习之,萧友梅总是全班最起劲的一个。

1901年,作为时敏学堂第一届毕业生,萧友梅随其校长邓家仁一起自费留学日本。他先后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学习,同时,他还在东京帝国音乐学校选习钢琴、声乐。

二十年求学,让他厚积薄发

1906年,在孙中山的介绍下,萧友梅加入同盟会。从此,萧友梅的住所也成为了孙中山与他的战友们聚会的场所之一,而每当开会时,少年的萧友梅常常会抱着廖仲恺与何香凝的孩子在门口望风。1906年底,为躲避清政府以及日本警探的追捕,孙中山还曾在萧友梅的住处居住过一月之久。

1909年夏,萧友梅从东京帝国大学与东京音乐学院毕业后回国。翌年初,应清政府在保和殿为留学毕业生举行的“会试”,萧友梅自背折叠式桌椅前去考试,取得了“文科举人”的功名,不久他即被授以在“学部”(相当于现在教育部)做“视学”。

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萧友梅奉召来到南京,被孙中山委任为“总统府秘书员”。他的同事里有一位广东同乡的填词才子易韦斋,多年后,萧易二人成为了创作搭档,在萧友梅创作的91首歌曲中,有80首的歌词为易韦斋所填。正当萧友梅意气风发地想施展自己救国救民的抱负时,袁世凯却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孙中山被迫下野。不愿与袁氏为伍的萧友梅回到广东,在胡汉民主持的广东省都督府任教育司学校科长。

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寻求救国之道一样,萧友梅也兴起了“音乐救国”之念,对祖国、同胞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让他觉得“吾辈为适应时代需要而创作新歌,为适应社会民众需要而创作新歌,将一洗以前奄奄不振之气,融合古今中外之特长,借收声词合一之效,以表泱泱大国之风。”1912年11月,萧友梅作为公派生赴德国留学,他再一次挥别亲人与故乡。

三年之后,萧友梅修毕了所有课程。1916年7月,他以蝇头小楷撰写了博士论文《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在德国音乐学泰斗胡戈·里曼的主持下通过论文答辩,获得了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以音乐学论文获得欧洲大学博士学位的留学生。

1920年,萧友梅终于回到了祖国。算起在日本、德国的留学时光,几近二十年,真是——海行数万里,做客二十年。如今,归欤归欤,天涯的游子终于要学成归国了!

北平到上海,让他苦苦寻梦

1920年3月,萧友梅来到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平,并受到了当时北京大学校长、提倡“以美育代宗教”的蔡元培的赏识,很快应聘为北大哲学系讲师。在北大,萧友梅教授的和声学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每当他开讲,“听者几近千人,极北大校园一时之盛”。萧友梅还加入了蔡元培任会长的“北大音乐研究会”,并在该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刊物《音乐杂志》(共出刊15期)上发表多篇音乐启蒙性文章。

1920年9月,萧友梅与杨仲子、赵元任等一道创办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科。他强调音乐课的内容要包括和声学初步、名曲解说、交响乐、歌剧及音乐史。他说“不认得五线谱犹如不认得字一样;唱不准一个音阶,犹如哑子一样。一个文盲兼哑子在世界上能够用文字或声音发表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吗?能够和别人交换意见联络感情吗?”

在萧友梅等有识之士的奔走与推进下,北平的一些大专学校先后设立了音乐系(科),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初具规模并引起世人注意。1922年国内实行新学制,以前可上可不上的“乐歌”课改名为学生必修的“音乐”课。1922年8月,经萧友梅提议,“北大音乐研究会”改组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以养成乐学人材为宗旨,一面传习西洋音乐,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扬而光大之”。萧友梅任教务主任,并教授音乐理论。

这一时期,同样也是萧友梅的创作高峰。当时,国学大师章太炎提议由《尚书》所载的《卿云歌》作为中华民国国歌的歌词,借歌词头两句“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象征中国国运昌盛。萧友梅应邀为这首《卿云歌》谱曲,在1922年7月1日,这首歌曲正式被定为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国歌。1923年12月17日,由萧友梅结合白居易的《新霓裳羽衣歌》所作的我国第一部交响音乐作品《新霓裳羽衣舞》也在北平首演。

1925年3月,正当北伐军横扫北洋军阀,势如破竹之际,孙中山先生病逝北平。为纪念这位伟人,北平社会各界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了公祭,当时需要演奏哀乐,萧友梅便将自己1916年为悼念黄兴、蔡锷两位杰出革命者所作的旧作《哀悼引》改编为军乐演奏的《哀悼进行曲》,并在公祭上演奏。该曲不仅表达了中国大众对中山先生逝去的哀悼之情,更以雄壮之声奏出了中山先生“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夙愿。

北大音乐传习所办学的近5年间,师范科四年制及两年制共毕业了两批学生,此外还有大量选科学生。培养了吴伯超、储师竹、戴世佺、谭抒真、罗炯之等音乐名家。

经营于音专,让他桃李满门

其实,兴办中国音乐教育的最高学府一直是萧友梅的梦想,他在1920年就曾向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两次提出建议,但均遭到拒绝。这次筹办国立音乐院,萧友梅不敢再提太理想主义的计划,务实地请求:每年招生50名,经费每月3000元,逐年增加。该计划虽被国民政府批准,但他所需6万元开办费及校舍建筑费却只得到了一张“空头支票”,国立音乐院的开办费实际上只有可怜的3000元。

没办法,国立音乐院最初只能租用陶尔斐斯路(今南昌路)56号为校舍。1929年9月,国立音乐院改制为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下简称音专),萧友梅任校长,并兼任理论作曲。然而,不管是国立音乐院还是国立音专,经常都会因经费短缺不能按时交纳房租而不得不迁移校址。“搬家是音专的家常便饭”这是萧友梅的口头禅,而国民政府原定拨发的开办费始终未发,每月费用前前后后也共计拖欠音专92500元之巨。

作为一所国立学校,连一片栖身之地都没有。这让萧友梅痛心,更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南京政府靠不住。于是,他想起找社会名流和企业家来募款。经过一年的努力,音专共筹得捐款10950元,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总数那零头的50元却是当时四大家族之一、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所捐出的。对于有“财神爷”之称的孔祥熙而言,即使是打赏仆役的小费也不止这个数目吧。就这样,音专在上海江湾建造了属于自己的校舍,萧友梅自己还拿出250元,为新校舍建造了一根新的旗杆。

萧友梅深深懂得办学的成败关键是教师,因此他想方设法聘请最好的教师来音专任教。比如他“三顾茅庐”请俄籍钢琴家查哈罗夫任钢琴系教授,而黄自、周淑安、朱英等教授也是当时国内第一流的音乐教育家。另外,萧友梅还请来了著名的词学专家龙榆生、得过美国硕士学位的梁就明等担任共同课教师,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学校经费短缺的情况下,萧友梅经常将自己应领的薪水分给那些清贫的老师和勤杂人员,他还放弃购买供校长使用的轿车的钱,而是把这些钱用来添置进口的三角钢琴。

经过萧友梅不懈的努力,音专终于成为具有相当规模与国际水准的中国最高音乐学府。在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音专将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带进了第一个黄金时代,同时也对中国音乐未来的五十年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十年从音专各科各专业共走出了54名毕业生,其中包括:丁善德、戴粹伦、刘雪庵、谭小麟、李献敏、裘复生等,而肄业的则有150名,包括: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冼星海、张曙、吕骥等。他们都是中国现代音乐的中坚。

守节“孤岛”,让他英名传世

萧友梅不仅是杰出的作曲家、教育家,更是一位纯粹的爱国者。1928年“五卅惨案”及随后的国民政府交涉员蔡公时等17人被日军残忍杀害的事件发生后,萧友梅创作了《国难歌》、《国民革命歌》与《国耻》三首歌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五天,萧友梅就号召音专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率师生为抗日义勇军募捐了1000多元,并汇寄给黑龙江马占山义勇军。萧友梅还为这支军队创作了一首歌曲《从军歌》,传唱一时。

由于战火波及上海,萧友梅四处奔波想将音专迁移内地,但遭到国民政府“抛弃”的他再度失望。音专自费兴建的校舍毁于日军的炮火,心中充满悲愤的萧友梅带着师生迁入当时的法租界,后又辗转到公共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的一幢残破的楼房中继续上课。萧友梅的名声太大,为避免日军迫害,他只好对外用“萧思鹤”之名抱病讲授新开设的《朗诵法》和《旧乐沿革》课程,并继续发表《复兴国乐我见》、《键盘乐器输入中国考》等文章。改用“萧思鹤”这个名字是因为萧友梅非常崇拜波兰作曲家肖邦。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拼凑了卖国政府。他妄图拉萧下水,给自己的伪政府撑门面。当时,抗战已经进入到第四个年头,物质生活越来越艰苦,一些留在上海的文人,即使是“九·一八”以来写过慷慨激昂的抗日文章或诗句的也有不少委身于汪伪政府。然而,面对汪精卫伪政府“教育部长”的许诺,萧友梅始终站稳民族立场,显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1940年12月31日,萧友梅因结核菌侵入肾脏而不治,享年66岁。

尾声

萧友梅逝后几天,国民政府中央社刊登了这样一段简讯:“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萧友梅近在沪病逝。萧氏早年受知于国父,加入同盟会。30年来教授音乐,诲人不倦。抗战军兴,国立音专毁于炮火,奉教部命在沪继续兴办,虽环境艰苦,萧氏迄未稍息。近日敌伪在沪横行,环境日恶,忧劳成疾,终致不起。萧氏身后萧条,几无以为葬。该校师生,将请求中央与教育部,优以抚恤。”由此可见,萧友梅一生清廉,两袖清风,据说连他去世时的医药、安葬费用都是由亲友支付。

萧友梅被葬于虹桥万国公墓,音专师生对他们爱戴的校长进行了“校葬”,墓碑上书“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萧友梅博士之墓”,碑文是书画大师叶恭绰的手笔。他遗下子女各一人,其中儿子萧勤后来成为著名画家。他的好友、画家司徒乔曾希望为萧友梅画像,无奈因病早逝。不过,他的夙愿47年后得到了补偿。1982年11月27日,上海音乐学院为其前身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成立60周年纪念日上,由雕刻大师刘开渠完成的萧友梅青铜塑像正式落成,这是中国为现代音乐家铸造的第一尊铜像。

回顾上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专业音乐教育还没有起步,全国从上到下对音乐教育均极不重视,从事这项事业就像在沙漠里垦荒一样举步维艰。萧友梅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其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超乎寻常的勇气、毅力和耐心,先后创办了一系列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培养了中国第一代专业音乐人才,奠定了我国现代专业音乐与音乐教育的坚实基础。如果把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事业比喻成一个可爱、易伤而前途又充满无限希望的“婴儿”,那么萧友梅无疑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保姆”。

同时,萧友梅也是中国最早在音乐创作上作出认真努力和广泛试探的代表性作曲家。他一生创作大量歌曲和器乐作品,其产量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非常难得。萧友梅从一开始就把为普通学校编写音乐教材视作自己的使命来完成,他先后结集出版了《今乐初集》、《新歌初集》、《初级中学乐理教科书》、《钢琴教科书》等音乐教材。他说:“我们的著作都是用来上课教学生的,不是拿来著书立传的!”因此,他撰写的《乐学研究法》、《近世西洋音乐史纲》、《和声学纪要》、《古今中西音阶概说》、《普通乐学》、《旧乐沿革》等著作,也全都是他为上课而写的讲义。

最后,回到记者最初提出的那个“萧友梅是否有悔”的疑问,出身萧友梅门下的著名音乐教育家廖辅叔用他的诗词给出了最明确的答案。廖辅叔在为恩师所作的《水龙吟·悼亡词》中这样写道:“辛勤卅载,披荆只手,乘风万里。满路豺狼,满天霜雪,满门桃李。”这便是萧友梅的一生。有此一生者,何悔之有!

萧友梅先后创办了一系列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培养了中国第一代专业音乐人才,奠定了我国现代专业音乐与音乐教育的坚实基础。如果把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事业比喻成一个可爱、易伤而前途又充满无限希望的“婴儿”,那么萧友梅无疑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保姆”。

 

链接·同代撷英录

黄自

黄自(1904-1938),字今吾,又字椒轩,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杰出的作曲家、理论家、教育家,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者之一。1924年,入美国欧伯林大学学习心理学兼修音乐,毕业时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又转入耶鲁大学音乐院,凭毕业作品——交响序曲《怀旧》获音乐学士学位,成为我国留学生中以作曲专业获此学位的第一人。

黄自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上海工部局音乐委员、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和中小学音乐教材编订委员会委员。他发起创办了全部由中国人组成的上海管弦乐团,并任团长。1938年5月9日,因患伤寒不幸辞世,年仅34岁。他创作的歌曲代表作包括:《长恨歌》、《抗敌歌》、《旗正飘飘》、《九·一八》、《玫瑰三愿》、《花非花》等。

青主

青主(1893-1959),原名廖尚果,又名黎青主、黎青。音乐理论家。广东惠阳人。清末曾就读于广州黄埔的陆军小学堂,辛亥革命时期,曾参加汕头地区的反清武装起义,并在攻打潮州的战斗中亲自击毙潮州知府,建立了军功。1912年,为国民政府公派赴德学习军事,后改学法律,业余兼习钢琴和作曲理论。1922年回国后,曾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被当作“著名共党分子”遭反动当局通缉,被迫避居香港等地。

青主还创作了一些艺术歌曲,较著名的有《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红满枝》、《赤日炎炎似火烧》等独唱曲,并出版了《清歌集》、《音境》两本艺术歌曲集。抗战结束后,青主任教于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教授德语,间或从事文学翻译工作。1959年,因患癌症在南京去世,享年66岁。